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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漩涡:在艺术史与思想史之间”跨学科青年工作坊第2期成功举办

 

  2019年8月28日,主题为“超现实主义漩涡:在艺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跨学科青年工作坊第2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会议室举行。“跨学科青年工作坊”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创建的跨学科交流平台,旨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相关专题的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青年学者共聚一堂,对本雅明《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的最新快照》和阿多诺《回顾超现实主义》两个理论文本进行了细致研读和深入探讨。

   工作坊会议于上午九时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刘方喜研究员致开幕词。刘方喜研究员代表文学研究所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理论研究正当其时,希望大家重视把握理论创新的途径。在他看来,首先应该重回历史,重回经典,从基本方面进行判断,例如应明确本雅明对光晕消逝的基本态度;同时要注重经典在历史流传过程中的细微变化;还要有关心社会生活的“现实感”。刘方喜研究员表示自己对本雅明和阿多诺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述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尤其关注超现实主义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关系、先锋派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希望与大家一起交流讨论。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尧翀博士简要介绍了本次工作坊主题,认为对本雅明与阿多诺两个理论文本的研讨有助于认识超现实主义论题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脉络中的思想潜能和关键意义,又有助于探讨艺术史与思想史交汇处的分歧与融合。

 

本期工作坊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徐文贵博士领读《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界的最新快照》。他指出,文章关涉的并非作为视觉艺术的超现实主义,甚至也不是作为“文学”的超现实主义。尽管本雅明提到一些重要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更多地是从思想史而非艺术史的角度考察来切入的。文章的副题显明了这一理论意向,即超现实主义是欧洲思想史最近期发展的一幅快照(Momentaufnahme/snapshot)。徐文贵博士的阅读策略是追随本雅明的行文顺序,对之进行全景式描述。本雅明的自我定位是批评家,而这篇文章所批评的是一个具体的“文学”运动,它本身又以此前如法国颓废派、文学中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为根据。因此,该文本存在着三层指涉关系,加之本雅明反体系性的主张,有意采取了类似于超现实主义拼贴的写作方式,同时又充满了高度修辞化的表达。本雅明的写作策略与文体特征,使得读者无法直接地、逻辑地抽绎其理论主张,但这不意味着其对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史剖析是支离破碎的。徐文贵博士以随文解析的方式,指出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史意义评判的重点在于:为革命从沉醉中赢得能量。作为超现实主义经验的“沉醉”(Rausch/intoxication)是本雅明的着力处,由此他提出了“世俗启迪”说。但本雅明认为仅有沉醉是不够的,还应从中导出一种革命力量,即他所谓无政府主义的彻底性革命。以此为核心,徐文贵博士还分析了文中其他相关问题:语言与意象问题、意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革命虚无主义问题、人类学唯物主义问题,等等。

 

   在随后的自由探讨环节,与会学者们积极发言。四川大学副教授匡宇博士认为,如果从知识社会学层面把握法国超现实主义肌理,可以发现它与同时期德国从青年运动到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史脉络具有相似性,恰好印证了哈贝马斯关于彼时德国“美学的现代性心态达到了全盛,并由此而衰”的说法。他还指出,在讨论艺术自律时应该厘清自律概念的空间性和层级性,回答艺术自律到底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还是调节性的概念;《文艺研究》副编审张颖博士认为本雅明这篇写于1929年的文章对超现实主义的评价是比较乐观的,但如果结合30、40年代先锋艺术的发展情况回过头来检视,会发现不少重要的变化。她从艺术史的角度补充了贾柯梅蒂与布勒东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共识破裂的问题,供大家参考;四川大学副教授卢迎伏博士强调,不能简单地把超现实主义理解为文艺现象。布勒东关于超现实主义的三篇宣言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超现实主义主张,它关注的是如何在启蒙理性带来的现代分化社会中回归解分化的世界,如何改造世界、改变生活和重塑人的理解能力,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很多超现实主义者会如此热衷于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不能满足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路程博士表示,除了关注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关联外,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人类学唯物主义到底是什么?相对抽象地从概念上理解物来说,它是不是一种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具体物象理解?如何想象一种超越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与集体的身体神经网相关的革命解放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李莎博士认为,本雅明和阿多诺对超现实主义,尤其对梦幻和沉醉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对本雅明来说,超现实主义带来的梦幻和迷醉正好带来了一种革命状态,即通过掌握世界的物的手段,不断地进行世俗启迪。她同时回应了匡宇关于艺术自律的空间性和层级性的问题,认为自律的艺术在现实生活和物质技术的冲击下不断打开自己的边界;南开大学讲师林云柯博士认为,本雅明将超现实主义放到了欧洲知识界而不是具体的文学艺术领域之中考虑,因此有必要通过梳理欧洲的认识论的脉络,思考知识的普遍性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超现实主义看作斯芬克斯,它作为拼贴起来的形象介于城邦与敌人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本雅明为什么选择超现实主义作为革命手段。并且,本雅明与霍克海默之间关于历史是否可以改变的辩论有助于理解超现实主义与本雅明历史哲学之间的深刻关联;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嘉军博士和与会学者探讨了“profane”应翻译为“亵渎”还是“世俗”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按照列维纳斯的说法,超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再现方式,它强调梦幻和迷醉而缺乏明确筹划的政治行动,是否会陷入相对主观的革命方式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邱晓林教授指出,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诉求是整体的解放,而非满足于现实的分割,超现实主义对拼贴的使用是为了解决主观和客观、梦和现实的统合问题,唯实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具有神秘沟通性的统合的功能。他认为,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诉求像光谱一样具有多元的色彩,必须考虑它所追求的生命存在和历史存在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必须考虑它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艳萍博士勾连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探讨"profanen Erleuchtung" 的翻译问题, 建议可译为“日常性启明”,而不是“世俗启迪”;指出“Bild" (图像或意像)概念也是理解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文本之阐释的重要入口;厦门大学讲师王凡柯博士从德语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指出早在1925年,本雅明就开始关注先锋派艺术,并且他关注的也不只是超现实主义本身,而是超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掌握物的世界的技术手段。此外,她补充了snapshot与技术对感知系统的延长、本雅明的引言式写作和他在广播媒介上使用的文体等相关方面知识,并与汪尧翀等探讨了“使个性松动”等文本的翻译问题;刘方喜研究员为上半场讨论作了总结,认为不应过滤掉社会现实而纯粹地讨论超现实主义问题,而是应采用“远交近伐”的为学策略,通过对最新西方理论的批判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和本雅明等早期思想家的理论诉求。

 

   下半场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路程博士领读阿多诺《回顾超现实主义》一文。在正式进入文本之前,路程博士结合《现代艺术:1851-1929》、《加德纳艺术通史